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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在《行政诉讼法》（1989年）颁布的第二年，国务院制定了《行政复议条例》，由此完成了行政行为可复议的普遍适用性。

[10] 在这样强行政、弱私法的制度安排下，行政主体的合同救济即可通过行政优益权中的单方性制裁权得以实现。虽然行政主体对此负有一定的监管与指导的职责，也是行政管理权的延伸，确有行政目的的存在，但却并非是直接执行公务，仅能算作是一种间接的公法因素。

[76]因此，考虑到对当事人的权益及救济的保障，契约性应当成为我国行政合同界定的一个重要内容要素，且需辅之以财务平衡原则与情势变更原则等制度，来中和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悬殊地位。[79]  参见于立深：行政协议司法判断的核心标准：公权力的作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4~45页。第二项之直接执行公务的合同可发生在两种情境下，一是合同的当事人直接参加公务的执行，二是合同本身即是执行公务的一种方式。直接执行公务说可参考上文所述的法国行政法理论，法国行政合同对此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的当事人直接参加公务的执行，二是合同本身即是执行公务的一种方式。作者简介：林冰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7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较宽泛的界定范围，对应的是强有力的行政法上的救济措施。[24]  这里采用李训民研究员的私法下之政府契约与公法下之政府契约之称法，未跟上下文的概念统一，是为了突出其特征，与前文相关分类进行类比，与大陆法系之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还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难民、无国籍人、外国人的宪法保护。在宪法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学者们从价值论与本体论的视角，对文本与事实关系做了深入思考，其讨论的焦点相对集中，如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宪法文本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冲突、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如何回应现实的需求、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如何保持合理的平衡等。刘惊海、赵肖筠提出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

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引入国内，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这一时期，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法学尤其是宪法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原动力，但宪法学研究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尊严。

民众的宪法意识与国家宪法观的距离。邹平学教授提出经济分析方法。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宪法学与国际法学的对话 这是近年来宪法学研究的学术倾向。

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自1979年以来进行的大规模立法，1978年宪法为立法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基础。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进入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

自1988年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土地使用转让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规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充分实施宪法，需要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

在公法知识趋于综合化的背景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拓展其研究领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进行交流。学者们树立了学术自觉，认为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随着对方法论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宪法文本主义、宪法实证主义、政治宪法学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等。这一时期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进行学理的阐释和分析，宣传与解释宪法精神与规定，力求以宪法为纽带凝聚共识，增强人们对新宪法秩序的信任与期待。以此为契机，宪法学界开始关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一方面通过事例的发布提升研究宪法问题的实践功能，培育民众信仰宪法的文化，使宪法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学者从判决时间、判决类型、法院层级、地域以及宪法条文的所在位置等几方面来考察中国法院判决文书援引宪法的情况，并从合宪性解释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通过法律理解宪法等方面来论述宪法作为判决依据的功能。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

宪法理想与宪法现实的冲突等。有关外国宪法学方面的教材主要有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外国宪法学》、韩大元主编的《外国宪法》等。

所以，要保持宪法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2004年修宪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增加了特别行政区代表，并将乡、镇一级人大任期也延长为5年。

大多学者立足于中国宪法文本并进行宪法释义学的解读，为中国宪法实践提供学理基础，努力探寻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整体法秩序中的意义，从而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问题做解释、建构与体系化之研究。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

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在学习外国宪法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著作多，其他国家的比例相对少。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外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论坛，截至2018年已进行十四届。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围绕不同时期民众所关注的重大实践问题，宪法学界给予了关注与理论上的回应，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乌木所有权事件。

2004年修宪则提出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要求。五、基本权利研究的体系化 基本权利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

宪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随着宪法学国际交流的扩大与参与度的提高，有关外国宪法、比较宪法领域的研究日益活跃。

当然，在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如 方法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十—、宪法学发展未来展望 在新时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要继续面向实践，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学术使命。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分离，学者们开始研究宪法判例与宪法事例，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如学者们编辑出版《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机制程序的建立为契机，完善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学体系与方法论。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的专业精神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改革进程中，宪法学界坚持宪法根本法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与改革现实的冲突中维护宪法权威。国际宪法协会（IACL)成立于1981年，1983年举行第一次世界宪法大会，它是在中国法学界积极推动下成立的国际性非政府学术组织。